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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（第4页）

在这篇呈文里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，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：“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，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，原额六县均输，府志可证。”

大概意思是，我说的这个问题，在《徽州府志》里也提到了，这是铁证。

《徽州府志》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，可信度很高。可是，府志里其实

5，可信度很高。可是，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“人丁丝绢”多少多少，根本没有明确说过“原额六县均输”的话，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。

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，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，方便行事—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，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，这个后头再说。

除了偷改了原文，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。他动情地说：

“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，190匹，其中浙江、湖广这种产丝大区，才缴纳8501匹；应天（等）十三府，只要缴2905匹。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，却要负担8780匹，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，折成银子，从浙江等地回购，这两道手续，让成本翻倍，苦不堪言。更何况，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，还能勉强忍受，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—这一县之税，比浙江、湖广两司都高，根本不合理啊！”

【注释】

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《大明会典》可知，浙江、湖广的各布政司、府、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、4992匹，二者共计8501匹。应天等十三府为：应天府、常州府、镇江府、太平府、庐州府、安庆府、宁国府、苏州府、淮安府、松江府、凤阳府、扬州府与池州府。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，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，乃是人丁丝折绢，有8779匹，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。

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。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，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。

当时浙江、湖广等地的丝绢税，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，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、丙字库等。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，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，000匹，湖广的总额27，000匹，都远超歙县。

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：不谈总数，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，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。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，全经得起查证，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

然效果—歙具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，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，变得简直惨绝人寰，读之触目惊心。

【注释】

大明税制：帅嘉谟引用《大明会典》所载各司、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，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微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、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，实在太失公平。他如此计算，隐含着一个前提，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，就是各布政司、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。但实际上，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。因着两京制度，明代的承运库有南、北之分，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。并且，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井非都送往承运库，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，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。所以，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，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。如下页图表所示，若给《万历会计录》所记载的嘉靖、万历时期各布政司、府、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，可以发现，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，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，都比较靠前，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、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，更不能与浙江、湖广二司共计167，544匹的总额相比。

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。

表一·1《万历会计录》所见嘉靖、万历时期的丝绢税收排名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，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：政治牌。

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：“天下之道，贵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。歙县久偏重赋，民困已极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备陈情款，恳乞均平。”

【注释】

天下之道，贵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。歙县久偏重赋，民困已极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备陈情款，恳乞均平：普天之下，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，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，必须发声抗议，维护公道！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，百姓已贫困至极，无以为生了。幸蒙上天眷顾，遇见您这样仁慈、贤明的御史大老爷，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，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，救歙县百姓于水火！